编者按：口述成史，别辟蹊径。2023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积极探求儒学学者个人的思想学术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交融、与时代发展相并行，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儒学研究口述史文献库。2023年，“尼山文库·儒学学者口述史”项目组温海明教授对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张立文先生进行了专访。时年88岁的张先生讲述了自己的治学之路以及和合学背后的故事。本刊特先刊出，以飨读者。
张立文先生
温海明：祝贺您在温州的和合文化园、和合书院开馆。您出生在明代首辅张璁的老宅边上，您的故居，包括您出生、生活过的老房子都保存完好，如今焕然一新。请问您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祖上文化传统的影响？
张立文：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社会的存在者。我不能脱离生我、育我、养我、成我的生命土壤，家乡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出生在温州龙湾，其地山脉形如蟠龙，至海而尽，故名龙湾。龙湾是龙的港湾，它面朝大海，具有海洋性的基因，其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无边无际、开放包容；它背靠大罗山，具有山地性的基因，刚毅坚挺、万劫不摧。这两种基因的和合，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陶冶着我的思想。特别是张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对我有很大影响。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秉承着这种创新精神。我否定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在《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中提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讨论中，我写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提出从文化学中分出传统学，构建了传统学的理论思维体系。根据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我创造性地构建出化解五大冲突危机的和合学，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以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天下。
温海明：温州经过近年的城市改造，保护了包括您故居在内的一些重要民居，您觉得当代城市建设应如何本着和合学精神，去把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好？
张立文：温州龙湾本为一家一户的农村小镇。在城市化改造中应注重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保存有历史价值的民居和名人故居、有标志性和独特性的古建筑以及有纪念意义的街道、门台等，使新城多姿多彩、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千篇一律、单一单调。若一个城市都被高楼大厦覆盖，与其他城市没有区别，也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义和价值。
温海明：您说您小时候叫“张宪江”，考中学时借的小学文凭上的名字是“张立文”，所以从那以后您就叫“张立文”了，您是否觉得这个名字对您后来的文化成就有帮助？
张立文：我虚岁6岁便到罗山小学读书，“罗山”是明嘉靖初年首辅张璁的号，张璁又号罗峰。罗山小学，既有纪念张璁的意义，也靠张璁宗祠的田产来维持学校的一部分开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要帮家里晒早稻和晚稻，特别是晚稻，晒谷、扬谷时身上沾满谷子的毫毛。晚稻是糯谷，毫毛特别多，一出汗就痒，痒了就挠，后来就生了疥疮，会起泡、化脓、流脓水，全身到处都有。当时乡下不讲卫生，又没有医院看病，只得休学。到后来把我折腾得不能坐、不能睡，身体很弱，才去找中医看，拿来一些草药，又敷又洗，而后终于慢慢痊愈。
温州张璁纪念馆
由于长疥疮，读小学时休学两年，我心里只想复学读书，所以到了三年级，我就非常用功读书。一方面为了赶上同学，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另一方面也想把休学的时间补回来。因成绩优异，我跳过四年级，直接上五年级。父亲拿着我五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单，去跟住在老屋前进的张体宁老师商量。张体宁当时在温州“三希小学”任教，他同意我插班到六年级，于是我便就读于三希小学。这个小学当时有20多名从各县、各乡来的住校寄宿生。宿舍挨着厨房，用薄木板隔开，但木板缝很大。教师、寄宿生一日三餐的饭菜都在这里做。由于烧柴，烟很大，都飘到宿舍里来。早上我们还在睡觉，就被做饭声音吵醒了，烟还刺得我们眼睛流泪。于是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想考中学。考中学必须有小学毕业文凭，而当时我小学还差半年没有毕业，所以就由张岩芳借到张立文在罗山小学的毕业文凭。按照张氏宗祠的谱系，我这一辈有三个字：立、宪、思。我原名张宪江，用张立文的文凭，不违辈分。我就拿着张立文的文凭去报考温州瓯海中学。当时瓯海中学有春、秋两次报考机会，考上后，我便把文凭还给张立文家，并给他家一担谷子（合200斤）。这样，我就用张立文一名至今。“立文”也很合我的心意，我本来就喜欢文。在小学的寒暑假，父亲怕我在家里调皮，便要我去张步禧（邑庠生、县秀才）的私塾念书。那时我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文立身、以文化人。“立文”这一名字鼓励着我奋发做学问至今。
1950年，我15岁，初中毕业，便参加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先到温州地区干部学校学习土改政策等约一个月，后被分配到有土匪活动的、最贫穷的大山区泰顺县进行土改工作。我到泰顺之前，不敢回家看望祖父母、父母，只怕一回家，家里人就不放我走。尽管是冬天，我也只带了一条薄薄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衣服塞在枕套里），还带着日用碗筷等。我们打起背包，像解放军一样背在背上。经过四五天，终于到了百丈口，也称百丈镇，这是泰顺县唯一的水路出入地，对于当时没有一条公路的大山区，这是唯一的交通要道。百丈镇政府接待了我们，他们给安排了两个房间，男女各一个，地上铺着稻草和竹席。我们打开被子背包，席地而眠。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前往泰顺县县委和县政府所在地罗阳镇。从百丈镇到罗阳镇，要走一天山路，抬头仰望，只见山高林密，层层叠叠，白云缭绕，无边无际。我们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愈爬愈高，也愈爬愈陡，体力弱的人就爬不动了，特别是女同学，更不行了。由于中间没有过夜的地方，而当时又有土匪活动，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必须赶到罗阳过夜。大家拿出吃奶的劲头赶路，女同学的铺盖转到男同学肩上，男同学也弯腰弓背，艰难地迈步，在傍晚时分，总算赶到罗阳，而我们的脚上也磨出了大大小小的泡。这是生命的第一次磨炼。
县委领导向我们介绍泰顺县及其土地情况。泰顺原是老根据地，解放后，游兵散勇与残余武装相结合，杀害乡村干部，破坏土改，十分猖狂。所以土改必须与剿匪、反霸相结合。我们在泰顺县政府所在地呆了两天，第三天就到离罗阳有80里山路的泗溪去进行土改。我原来脚上磨出的水泡破了，与袜子黏在一起，忍痛剥下袜子后，发现脚上的好多地方都破了，一落地就钻心地痛。作为土改队员，我们住在最穷的贫雇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为“三同”。当时泰顺有句描写实际情况的民谚：“泰顺三件宝，番薯丝当粮草，火炉当棉袄，竹篾当灯草。”我住的雇农家，有时为了优待我，就拿出一块黑糊糊的猪肉皮，在烧热的锅底和锅边上转一圈，就算是烧菜的油了。转完后，再把这黑糊糊的肉皮拿出来，留着下一次再用。在同住中，土改队员身上长满了虱子。我作了一首打油诗：“人生百味皆甚尝，泰顺土改甘苦尚。身长虱子甚发痒，捉虱比赛有奖赏。”与几位贫雇农一起，向着太阳，坐在地上，背靠泥墙，解开衣服，比赛捉虱，看谁灭得多。
温海明：您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专业，算是实现了当时的向往和抱负，这对您后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有什么意义吗？
张立文：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是我产生了考大学的念头。但是我1950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在泰顺工作了6年，不仅高中没有念，而且农村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和温习功课。但我仍积极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抓紧一切时间复习高课。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之前，另有一次单独招生，这样的话，就等于有两次考大学的机会，考不上中国人民大学，还可以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当时，泰顺干部中有5人要考大学，于是我们5人便一起先到杭州考中国人民大学，考后再回温州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前两天，1956年7月10日，《浙江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杭州招生组公告》：“兹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度录取新生名单公布如下：中国史专门化张立文……”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高兴坏了，也非常庆幸。当时考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太多了，因为考不上中国人民大学，还可以参加全国统一招考去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后泰顺县出来考试的5人中，原泰顺粮食局计划股长吴杰考上了上海财政大学，另一人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考后回到泰顺，我被任命为仕阳区粮食管理所副所长。因为这里本没有正所长，就由我负责所里的全面工作。其实，在这之前，我已负责仕阳区粮食管理所的工作。在去北京报到前，我回家一次，看望祖父母及母亲，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了。父亲去世时，由于我在泰顺，未能回家尽孝。父亲去世之前，想见我一面，却不得。
从祖国边远的穷山区泰顺到古老繁华的首都北京，反差特别明显，我心情特别激动。如果说1950年参加土改运动是我生命道路上的一次转折，那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基本上决定了我人生命运和学术生命的道路，使我得以实现学术生命的向往和抱负，开启了我以后学术研究的大门。若无这个起步，我是不可能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所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一生有着十分关键的价值和意义。
温海明：您1960年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这对您后半生的影响是什么呢？
张立文：大学毕业分配，是大家的向往。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自己不能支配的，而是由组织分配的。似乎是上天的眷顾，我被提前分配到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是我学术生命的大喜事，是符合我学术兴趣的大好事。我获得了这个十分难得且良好的学术起步机遇，使我在中小学寒暑假上私塾时所学的古书有了运用的机会，唤起了我实现学术生命的希望，也使我后半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不然我是没有机会和可能，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有所成就的。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民大学
温海明：在20世纪80年代，您出版的《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都是相关领域的最早研究成果。之后受陈荣捷教授邀请，您参加了1982年7月由美国学术联合会、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思想讨论会。会后，陈荣捷教授建议您研究朱熹易学思想，而您的学术思想也开始有了世界影响。这是不是您学术思想有所建树的关键阶段？
张立文：1981年10月15日到21日，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老少学者咸集。国内老一辈学者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孙叔平、王明、张舜徽、邱汉生、冯契等均出席。美国亚洲研究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陈荣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日本东京大学山井湧、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秦家懿、德国图宾根大学余蓓荷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等学者也都应邀参加。我在18日大会上作了《王守仁哲学逻辑结构初探》的发言。由于我在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1981年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陈荣捷看到后很感兴趣，他约我谈话，并自我介绍他是来年（1982年）美国学术联合会、亚洲太平洋研究联合会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主席，建议我撰写《朱熹的易学思想》。他说，与会学者论文中还没有写这方面内容的。1981年11月8日，他来函道：“在杭得会，至觉欣幸。大著《朱熹思想研究》已经拜读若干页，喜知学术水准甚高……即谓台端不必经过申请手续而与艾民、汉生等教授同样到会宣读论文。由北京到夏威夷来回飞机旅费与夏威夷住宿费均由会议支付……主席陈荣捷。”1981年12月13日，陈教授又来函：“立文教授：本月1日赐示拜悉。台端肯惠临朱子会议与世界朱子学者一并宣读论文，鼓励朱子研究，此不特捷个人之幸也。论文仍请在北京译成英文。于3月1日以前寄到捷处……尊著两册（《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尚未毕读，然台端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台端《易经》与《易传》为两者不同之哲学系统，诚是高明之见。”
我的发言时间安排在7月10日上午8：30到11：30，当时有三人宣读论文，宣读后有评论者评论及答问，每人1小时。我宣读论文后，由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评论。他说他的老师曾说过，朱熹的《易学启蒙》就连魔鬼也搞不清楚，而张立文在论文中说清楚了，对此他深表钦佩。他还提了两个问题，我都做了回答，而他也表示满意。这次会议，我让大家知道中国中青年学者是勤奋做学问的，并不是不做学问的。这也使我的学术生命有了好的开头。
温海明：20世纪80年代，您是如何酝酿并提出和合学的？抑或和合学早期经历过几个阶段？
张立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构建了和合学思想体系。从学术思想发展而言，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我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作了全面梳理，全面探赜了中国哲学范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中间环节及演变规律，阐释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对象、范围和特点，钩玄了天道、人道的范畴体系，进而明确了“和合”范畴的意义和价值。我与我的学生岑贤安、徐荪铭、蔡方鹿、张怀承共同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将道、气、理、心、性、仁、知、变、神这些范畴分别撰写为专著，并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写到近代。这套丛书影响很大，韩国和越南都有翻译本。
从哲学理论思维的自觉而言，这时我在思想上已摆脱“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的教条模式，有了“自己讲”“讲自己”的觉醒。1983年，我撰写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后又撰写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这三本书撰写时间不同，但都在1989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这些书阐释了我自己的哲学理论思维。《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具体包括人的“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和合论”五章内容。“自我和合论”塑造了和合型和完美型合一的人以及相应的人生境界，并引用了《国语·郑语》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商契能和合五教……”及“晏婴论和”等内容。1989年，我撰写了《从宋明理学到和合学》一文，后改名为《新儒家哲学与新儒家的度越》。该文共分三节：一是从旧三学到新三学，二是新儒家的度越，三是和合学的建构。此文收入拙著《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此外，我提出和合学还有一个时机的激发。人生在世，难得遇到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双重机遇，人们不得不思虑21世纪人类的命运问题。我思议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人与自然冲突产生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产生道德危机、人心的心灵冲突带来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价值危机），提出以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之五大原理来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由此对时代的思议，而有《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下文简称《和合学概论》）一书的撰写。
温海明：1996年，您的《和合学概论》一书出版，这是否标志着和合学的诞生？当时您是如何回应各种压力和挑战的？早期面对来自学界的压力，您是如何克服的？
张立文：1996年《和合学概论》的出版，是我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合学思想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和合观点、话语体系的系统化、深刻化、理性化和成熟化。但我一直认为，和合学在途中。虽然个别人不理解和合学的价值意义，认为和合学讲调和、不讲斗争；认为讲和合丧失党性原则；认为和合学讲和谐，不讲唯物、唯心两军对战；认为和合学与施达克异曲同工、是犯罪；等等。学术界、政界对此也多有批判，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有的上纲上线，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认为，和合学讲和平、合作没有错，是符合世界人民要求的，所以我的心是安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教员，本就没有什么地位，批判对我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批判和合学就等于替和合学作宣传、作广告，本来大家不知道和合学，而这一批判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与关注，大家就想看看和合学究竟是什么了。这不是好事吗？因而，我也不觉得有压力了。
《和合学概论》书影
温海明：听说您的和合学刚提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质疑，因为这跟讲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不同，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弱者才讲和合学。您是否认为今天才更有能力去讲和合？越强大越需要和合学？
张立文：和合学的宗旨是讲和平、发展、合作，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只有和平，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战争是破坏，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会使得人民逃难、妻离子散，国家、社会就不能发展，只能导致贫穷、落后，以致挨打。只有和平才能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也只有在和平的时空内，才能很好地合作，同时，只有互相合作，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在万物联通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和合学，也可以说文化越多元化、国家越强大，越需要和合学。
温海明：西方文化提倡竞争和博弈精神，所以自然而然地提出文明冲突论。和合学致力于化解文化冲突，您是如何构思和形成自己的理论的？
张立文：西方文化提倡竞争和博弈精神，因此美国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但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信息联通化，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主题，因此，我思考应如何概括这一时代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了和合学思想的萌发。同时，我也在反思要如何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其化解的价值理念、理论思维是什么？以斗争理念、博弈思维能否应对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信息联通化并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世界两次大战和当代所发生的社会与战争，显示出斗争博弈的理念只能使冲突、危机、和战争更激化。只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学，才能很好地应对和有效地化解新时代的冲突和危机。我经过反复思议、竭诚忧思，最终构思形成和合学的理论体系、创新观点和思维方法。另外，我发现斗争运动并没有使经济更发展、人民更得利、生活更美好、社会更和谐，往往造成相反的结果。而只有和合学，才能使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合作富强，这是我构思和合学的因缘。
温海明：亨廷顿按照冷战思维，提倡对抗文化，认为冷战之后，文化的冲突和对抗是主流，认为教文明的对手首先是伊斯兰文明，其次就是儒家文明，您认为和合学应如何化解文明冲突？
张立文：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文化的冲突和对抗是主流，这主要是因为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互相奥援，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他把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作为西方教文明的对手。他扬言，儒家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威胁者、挑战者，这不仅是对儒学的无知，更是理智的缺失和对事实的罔顾。近来西方一些智者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得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亨廷顿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倾向相对；儒家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与西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者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相对；儒家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制裁、限制、遏制别国和他民族的独立与发展相对；儒家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而西方挑起世界，发动战争，欺压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如此等等，西方的一些思想主张与儒家文明背道而驰，违反《宪章》。有鉴于此，我构建了和合学，以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来化解文明冲突论，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下。
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
温海明：您的和合学如何促进身心和谐，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您说自己一生中曾遇到不少挫折，曾被错认是“反”，所著的《朱熹思想研究》又被认为是“精神污染”，提出的和合学也多次受到批评。但您比较想得开，把别人对您有意见看成是对您的重视，把批判看作实际上是看得起自己，进而推动自己的学术进步和人格提升。您面对逆境和磨难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学生们？
张立文：人生在世，祸福相依，苦乐相互，免不了会遭到挫折、误解、冤屈。面对逆境和磨难，我是如何保持一种乐观心态的，主要有以下四点分享：
《我们如何去生活》书影
一是做平常人，怀平常心。这是对世情的洞悉。世上人像天上星，不可胜计，但又有几个可以真正发光发彩的？世上人绝大多数是平常人，我也是平常人，所以要有平常心，不攀比，不计较，淡泊名利。做自己欢喜做的平常事，乐感就来了，烦恼消除，恶运就转好运。
二是想得开，放得下。碰到挫折和打击，要想得开。人事纠纷要看得淡，被人污蔑、造谣要排解得开。把批评看作是别人帮助你进步，放下一切危机与挑战、痛苦与恩怨、偏见与恐惧，“宰相肚里好撑船”。放得下，幸福快乐就拥抱你；放不下，幸福快乐就离你而去，以致毁灭心身。
三是知足常乐。当今时代，金钱、权势、虚名、女色、美言“五鬼”迷惑人，人往往被其所迷，而不能摆脱。昏昏然，迷迷然，以小人为君子，以娼妓为贵妇，以金钱为宝物，以粪土为珍珠。追之犹恐不及，无有知足之时。贪心一开，胃口大张，而不知迷途知返，结果身败名裂，害国、害家、害妻儿。
四是看得远，境界高。“近视眼”，就会把事情看偏了；境界低，就会把事情看窄了。心偏心窄，就会带来种种烦恼、郁闷、痛苦、忧愁、焦虑，生活就会过得很不痛快。再遇到打击、批判、挫折、危机，就可能走向绝路。看得远，就会变困难为顺利，变失败为成功，变打击为友好，变挫折为机遇。一切从长远处反思，从广大处思量，才能度越个人肤浅的视域。以打击为对自己意志的锻炼，视困难为使自己更加坚强的动力，这就会使自己心平气和，享受快乐。
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要珍惜自己，和合人生，拥抱幸福。
张立文，浙江温州人，193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名誉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1950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1984年由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2016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终身成就奖。在中国哲学领域的长期耕耘中，张立文教授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传统学、新人学理论，创立和合学哲学体系，倡导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为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派不断实践。在60多年的教学科研中，张立文教授出版学术专著40余部，合著、主编著作亦数十部，主要代表作有《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李退溪思想研究》《和合学概论》《和合哲学论》《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元理》等。在国内外报纸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0多篇，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近百名。张立文教授曾获国际退溪学学术奖、汤用彤学术奖、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等奖项，其著作也多次获得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
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山东省泰山学者，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易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儒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会员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孔子研究》副主编、《孔学堂》杂志副总编辑。2006年于夏威夷大学获得比较哲学博士学位。出版《新古本周易参同契明意》《坛经明意》《比较境遇与中国哲学》《儒家实意伦理学》《周易明意：周易哲学新探》《道德经明意》《周易初级读本》，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 ，Chinese Philosophy等中英文著作10多部。主编《生生的中国哲学》《易经明解》《安乐哲比较哲学著作选》《安乐哲比较哲学评论与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家谈”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丛书”等40余部，其《中国哲学思想》被译为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在国外出版。在国际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ian Philosophy, 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Culture and Psychology和《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文史哲》等发表中英文论文70余篇，受邀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发表论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