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二次到齐国,与齐宣王有一段融洽的时光。此时,孟子的“四端说”已经形成,他决心用“不忍人之心”启发齐宣王,使其行仁政而王天下。环顾当时各国,齐国最有条件实现仁政和王道理想,孟子对齐宣王抱有极大的期望。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使孟子的愿望落了空,他与齐宣王的关系也急转直下。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效法上古尧舜,让国于燕相子之,自己反为臣下,最终引起了一场内乱。而齐宣王趁机出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攻下了燕都,曾经强大的燕国竟因为禅让而一度。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实现过“禅让”,但这主要是在尧舜时期。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度后,帝位传承一直是实行世袭的。那么,为什么1500多年后的燕王哙突然要恢复这种古代制度呢?关于此事的原委,我们以前的了解主要是来自太史公司马迁。
太史公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燕王哙是上了苏代、鹿毛寿的当,糊里糊涂地让了国,结果给燕国带来一场灾难,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苏代是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而苏秦与子之是亲家,所以子之就请苏代帮忙,游说燕王哙让国给自己。当时,苏代在齐国任职,正好出使燕国,就有意刺激燕王哙说:“齐王一定不能称霸,他事必躬亲,连大臣都不信任。”燕王哙听后,就把政事交给子之来管。作为回报,子之送给苏代很多金子。一个叫鹿毛寿的人说:“当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这样尧既有让天下之名,又没有失去天下。您不妨学习尧的做法,也让国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您就有了与尧一样的名声了。”结果燕王哙被鹿毛寿忽悠,真把国让给了子之。太史公的说法可信吗?笔者认为不可信!太史公说,鹿毛寿只是劝燕王哙假装禅让,但是此事后续的发展是子之真的接受了让国。如果燕王哙的让国是不情愿的,他能答应吗?所以太史公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不可信的。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公布,其中有一篇《唐虞之道》,极力称赞、宣扬禅让。《唐虞之道》开篇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唐虞”指唐尧、虞舜,他们都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要有利于天下民众,而不把天下看作个人的私利。《唐虞之道》甚至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不实行禅让而能把民众治理好,这是从有人类以来就不曾发生过的。《唐虞之道》如此肯定、赞扬禅让,这在以往的传世文献中很少见。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书影
一开始,笔者对《唐虞之道》并没有过多关注。但2002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公布,其中又有两篇讨论禅让的文献,这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篇叫《容成氏》,是讲上古帝王传说的,起于容成氏等古帝王,止于武王伐商。由于第一简残缺,整理者估计,上古帝王约有21人。竹简开篇称:
[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㭏丨氏、垆毕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
古人常常借先王表达理想。《容成氏》提出,尧以上约有20多位上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这样,禅让就具有更充分的历史根据。如果将《容成氏》的古史传说体系与后来流传的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作一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重禅让,一个重世袭。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中,只有尧、舜实行禅让,其余从黄帝到尧,都是传位于子孙,而不是传贤。而《容成氏》则将上古实行禅让的帝王扩大到20余位,这显然是以托古改制的形式来宣扬、肯定禅让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中,还有一篇文献叫《子羔》。“子羔”是孔子的,姓高名柴,他个子比较矮,孔子对他评价也不高,认为他比较愚笨(参见《史记·仲尼列传》),所以人们对他不太重视。但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发现了关于他的材料。在《子羔》中,子羔问孔子:禹、契、后稷,他们到底是“人子”(凡人所生的儿子),还是“天子”(天神之子)?我们知道,禹、契、后稷分别是夏人、商人和周人的始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子羔感到疑惑,他们三人的父亲到底是谁呢?是因为“其父贱而不足称也与?”即他们的父亲地位卑贱而不被人们所知吗?还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不是凡人,而是天神?孔子肯定禹、契、后稷均为天神之子,并讲述了他们三位的降生神话。
这三位中,比较特殊的是禹。因为根据记载,禹为鲧所生,是知其父的。其实关于禹的出生,有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出自《山海经·海内经》:鲧没有经过天帝同意,私窃息壤来人间堵塞洪水,天帝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将鲧杀死在羽山郊外;鲧死后,身体三年不化,剖开他的肚子,就生出了禹。还有一种说法出自《竹书纪年》等文献:禹的母亲叫修己,有一天外出,看到流星飞过,晚上做梦有感,吞服了一颗神珠;不久后,修己有孕,剖开背部,就生出了禹。《子羔》中的记载与后一种说法相近:禹的母亲是有莘氏之女,有一次去祭天祈子,有感而孕,三年后,剖开背部,就生下了禹。
《圣君及先儒图册》中的大禹画像
契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之女。有一次,她与姐妹去洗澡,看到玄鸟下了一颗蛋,她吞下了这颗蛋,就怀孕生下了契。《诗经·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件事。《子羔》的说法与其大致相似,只是没有说“洗澡”,而是“游于央台之上”,也是吞服了鸟蛋。
后稷的母亲叫姜嫄,是有邰氏之女。有一次,她去郊外,看到巨人的脚印,感到好奇,就用脚去踩,结果感而有孕,生下了后稷。姜嫄起初认为这孩子不吉利,就把孩子抛弃到野外,结果牛马见了孩子都绕道走,飞鸟用羽毛给孩子取暖,姜嫄这才知道这孩子非同一般,将孩子抱回来精心抚养。由于后稷曾一度被抛弃,所以也名“弃”。《子羔》的说法与其大致相似:后稷之母“游于玄丘之内”,祈祷让自己怀上孩子,随后踩巨人脚印而生后稷。[参见廖名春:《上博简〈子羔〉篇感生神话试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以上是孔子所讲的禹、契、后稷的降生神话,但孔子的回答又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禹、契、后稷都是“天神之子”,那么,为什么他们反而做了“凡人之子”舜的臣子呢?根据史籍记载,舜的父亲是瞽叟,是一个普通人,而禹、契、后稷都是舜的臣子。在《子羔》中,孔子解释说:古代存在一个“善与善相受也”的禅让时代,尧见舜贤,就让位于舜,这样舜就成了天子。“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舜可以说是接受了天命的人啊!舜虽然是凡人之子,却有三位天神之子侍奉他。此篇旨在说明,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君临天下,应取决于他是否贤德,而不应取决于他的出身;《子羔》跟《唐虞之道》一样,也是竭力鼓吹尚贤和禅让的。(参见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
《容成氏》、《子羔》与《唐虞之道》的年代大致相同,都是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在同一时期能够发现三篇讨论禅让的文献,这一定不是偶然的。经过研究,笔者撰写了《战国时期的禅让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张学智主编:《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四)》]一文,提出战国前期出现了一个宣传禅让的社会,儒、墨、道、法各家都曾参与其中,极力论证、说明禅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三篇关于禅让的竹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是禅让的产物。其实不只是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禅让的记载,只是以前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已。
例如:据《战国策·秦策一》,秦孝公患病,卧床不起,想把王位传给商鞅,商鞅坚决辞谢,没有接受。秦孝公卒于公元前338年,比燕王哙让国还早20多年。商鞅没有接受王位,是因为他反对禅让吗?不是的。商鞅说:“尧舜君临天下,不是要把天下看作个人的私利,而是为天下人君临天下。选出贤能之人,把王位传授给他,不是要疏远父子而亲近外人,而是明白了治乱的道理。”(参见《商君书·修权》)所以商鞅是赞成禅让的,只是没有勇气付诸实践而已,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据《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梁惠王曾对惠施说:“古代享有国家的,都是贤德之人,我的才华实在不如先生,我愿意把王位让给你。”惠施本事很大,有书五车,是当时非常博学的人,虽是学者,却有才干,提倡“合纵”,做了魏国的相。他在才干与智力上均碾压志大才疏的梁惠王,所以让梁惠王产生了禅让的想法。惠施谢绝后,梁惠王又请求道:“假如我不做国君,把王位让给贤德的人,这样就可以制止人们的争夺之心了,你一定要听我的。”可能因为梁惠王之前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地位受到挑战,所以他想以禅让的方式,平息宗室内部对他的质疑。惠施没有接受梁惠王的请求,是认为禅让有什么不妥吗?不是的。惠施说:“您是大国的国君,把国家让给别人是可以的。我只是一个平民,本来可以接受一个大国,却谢绝了,这不是更能制止人们的贪争之心吗?”可见惠施并不认为禅让有什么不对,只是他吃不准梁惠王是否真心想禅让,所以不敢贸然答应。另据《战国策·魏策二》,魏国的犀首、著名纵横家公孙衍也曾向张仪许诺,要游说魏襄王让国于他。可见,言说禅让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这一风气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君王。
惠施雕像
燕王哙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毅然采取了禅让的实践。当然,燕王哙能够让国,与他自身的性格、才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燕王哙即位不久,就曾联合楚、韩、魏、赵四国攻打秦国,却遭到失败,这很可能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加之他行事低调,不像其他君主有很强的权力欲,燕国虽然也是大国,地方千里,军队数十万,但燕王哙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他不沉湎女色,也不喜欢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他还亲自拿着农具整治田地。(参见《韩非子·说疑》)这种性格使他敢于放弃权力,进行大胆的改革。所以燕王哙让国并非如太史公所说,是偏听偏信的结果,而是受到战国禅让的影响,有着多方面的动机和原因,除了苏代等人的鼓动之外,燕王哙更多考虑的,恐怕还是想通过禅让,选择一位贤明之君,使燕国在当时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甚至脱颖而出,称王天下,实在是“利天下而弗利”的高尚之举。
然而改革是有风险的,尤其是触及根本制度的变革,仅有高尚的动机远远不够,还必须懂得权力的运作,既要坚守政道,还要有相应的治道。在确立改革的目标后,需要有一套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方法,而后一方面恰恰是燕王哙所缺乏的。为了树立子之的威信,他将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章全部收回,交给子之,然后把王位让给子之,自己反为臣下。自此,燕国的一切政事都由子之决定。燕王哙的这一番操作,不仅让燕国的官吏、百姓无法理解,也激起了太子平的强烈反弹。改革之所以难以成功,就在于它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燕王哙让国最大的受害者是太子,因此如何处理、协调好太子与子之的关系,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是燕王哙让国成败的关键。但燕王哙的所作所为,不仅没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反而激化了矛盾,引发了一场内乱。太子平看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王位,被父亲拱手送给了别人,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联络将军市被起兵讨伐。但此时子之已经登上王位,岂肯放弃得到的权力?结果双方陷入混战,为齐国武装入侵提供了机会。
齐国趁机出兵,很快攻下了燕国。齐宣王派人询问孟子,是否应该占领燕国。孟子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回答说:如果燕国的百姓欢迎您占领燕国,那您就占领它;如果燕国的百姓反对您占领燕国,您就不要占领它。(参见《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意思是要施行仁政,尊重。但齐军占领燕国后,烧杀掳掠,抢劫财物,甚至将燕国的祭器都运回了齐国。这激起燕人的强烈反抗,诸侯也出兵救燕。于是,孟子向齐宣王建议,释放掳掠的人口,返还抢夺的祭器,与燕人商议,选立一位国君,主动从燕国撤兵。(参见《孟子·梁惠王下》)但齐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最后被诸侯的援军打败。《孟子》一书,共记录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十四章,其中七章为孟子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在我们熟悉的“以羊易牛”章中,谈话双方态度和缓,气氛融洽,应该是发生在“伐燕”事件前。而在另外七章中,孟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经常对齐宣王批评、指责,致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这应该是发生在“伐燕”事件之后。经过这次事件,孟子对齐宣王深感失望,于是辞官而去,离开了齐国。
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