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四届青年儒学论坛于 8月13日至14日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成功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近50位著名儒学专家、论文获奖青年学者、儒学爱好者齐聚孟子故里，共话孟子思想当代价值与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当代儒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本届论坛共征集论文234篇，现精选部分青年学者论文摘要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 众所知周，自大和朝廷肇始不久，日本人就开始积极学吸收各种儒学典籍。随着中日交流的越发频繁，越来越多的儒学典籍流入日本，以至于在中国士人之中，也产生了“先王大典藏夷貊”的传言。然而在这些儒学典籍中，《孟子》却似乎是一个例外。由于明人谢肇淛（1567—1642）在札记《五杂俎》中提到“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的传言，遂形成一桩延续至今的学术公案。自江户时始，围绕着这一公案便产生了不少争论。不过随着近年以来，中日学者对该问题的不断探讨，古代日本人是否接受《孟子》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比如阿部隆一从文献学的视角考察了中世镰仓、室町时代日本对《孟子》注释的引用，认为当时不仅引用了赵岐、孙奭旧注，还参考了朱熹、倪士毅、程复心的新注，采取了“新旧折中”的方式解释《孟子》。井上顺理则重点梳理了近世以前《孟子》文献在日本的传播，并特别探讨了《五杂俎》“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这一学术公案。野口武彦则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日本近世朱子学对《孟子》中“王道”与“”思想的接受。在此基础上，郭连友针对《孟子》中“汤武放伐”的问题，探讨了日本近世对王道思想的阐释。近年来，张晓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中世镰仓、室町禅林与近世德川儒学思想家对《孟子》的接受过程，尝试从王道与性善两个方面系统探讨接受史中日本对孟子思想吸收与批判。 虽然以上研究已经很好的澄清了《五杂俎》所引发的学术公案，并且对《孟子》在近代以前日本的传播，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但就目前而言，关于日本《孟子》在日本传布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近世为主，中世的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文献学的领域，缺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中世《孟子》受容史的相关研究。张晓明虽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也曾尝试从思想的角度，来讨论五山禅僧对《孟子》王道的看法，但却并未触及更为关键的公家社会对孟子的接受问题。同时，也并未讨论中世日本独特的环境，对当时日本人接受《孟子》的影响。故以本文将以《五杂俎》“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的学术公案作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室町时代公家社会对孟子的接受，并结合当时的环境，探讨中世日本人对《孟子》的吸收与扬弃，以及《孟子》对中世日本思想的影响。 一、“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传言的思想根源 关于明人谢肇淛（1567—1624）在札记《五杂俎》中所载“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传言所引发的学术公案，井上顺理已多有论及，并明确指出《五杂俎》在文献考证上的谬误。故自无赘述之必要。但是此说产生的原因却扑朔迷离，中日学界也没有多少相关研究。张晓明虽然基于日本近世学者的相关讨论与《孟子》的传播情况，认为此说最早可追溯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并认为因为1616年之前，日本出现了批判《孟子》的声音，而其中又以归化僧、留学僧为最积极。故而这些积极批判《孟子》的僧人，演绎出“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讹传，此说再经这些往来于中日之间的僧人，传入中国，遂被不明日本实情的谢肇淛记录，遂形成此桩公案。但无论是对这场对《孟子》的批判，还是这些批判《孟子》的僧人，张晓明都未做出更进一步的说明。因此并不清楚张晓明所说这些对《孟子》批判的具体情况。不过，相较于张晓明之说，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的传言，是基于中国人对异域的想象。 因为与东亚不同，日本的皇统有着极强的安定性，尽管“万世一系”之说实属夸张，但到谢肇淛修撰《五杂俎》为止，其皇统已传承千年以上，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早在北宋初年，宋太宗便惊叹于日本皇统万世一系的安定性，称其为君子之国。对于频频改朝换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皇统的万世一系，无疑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因此，宣扬易姓的《孟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日本人所接受，便成为对此文化现象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也只不过是笔者的推论，但在围绕着“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这一学术公案而产生的诸多争论中，易姓的确经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比如桂川中良在《桂林漫录》中便明确指出：“孟子乃禁忌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云自唐土有船载来，必覆。此为古之所云传，故虽为彼书无恙舶到之世，亦不为朝廷所用。”在桂川中良看来，“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之说虽乃传言，但《孟子》却是也是不为朝廷所用的禁忌之书，其理由为其理由是“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这里的“神之御意”，当指以《日本书纪》中所载“天壤无穷之神敕”为基础建构的神孙为君论。该思想到了日本中世，经过公家学者的进一步发展，遂成为了神国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比如在中世神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北畠亲房（1293-1354）便认为天照大神所降下的神敕是作为天孙后裔的天皇一族永远君临列岛的合法性根源所在。这种以神意为中心建构天皇合法性的神孙为君说，无疑与《孟子》中“汤武放伐，顺天应人”的易姓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冲突。 不难看出，无论“携《孟子》赴日船只倾覆”之说从何而来，此说之所以能够引发一场延续数百年的学术公案，其实关键还在于《孟子》易姓说与日本神国思想之间的思想冲突。越到近代，神国思想越是发展，对《孟子》易姓的批判，自然也就越激烈。以至于井上顺理在考证近代之前日本对《孟子》的接受史之时，也不忘指出《孟子》因为其中的放伐与极端民本思想与日本国体不合，而受到强烈批判，以至于《孟子》不入日本之说流传甚广。 但有趣的是，至少在近世之前，并未见多少对《孟子》论与民本思想的批判。当然，这倒不是说当时的日本人对《孟子》中的内容便全无禁忌，只是这些禁忌与论和民本思想并无关系，而皆是针对丧葬礼仪的禁忌。既然当时的日本人对《孟子》一书所忌讳的内容，仅为与丧葬礼仪有关的部分，那么对于后来引发学术公案的论相关内容，当时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中世日本人对《孟子》论的接受 在《孟子》章句下中，孟子将臣子区分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臣。当齐宣王问到二者区别之时，孟子回答说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臣，则是“君有道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在这段话中关于贵戚之卿的看法，构成其论的核心之一。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曾专职为天皇讲经的博士家儒者儒者清原宣贤（1475-1550）在其遗留的《孟子》讲抄稿中认为改易无道之君的任务，并不像《孟子》原文中那样需要根据与君王的亲疏关系，限定为贵戚之卿的职责，根据委任权力的的不同，像霍光这样的异姓之臣改易无道之君的行为，同样是值得认可的。在这里不仅明确认为孟子所言改易无道之君的做法，乃世间常理，甚至比孟子更为激进的认为的改易无道君主并非仅仅是贵戚之卿的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异姓之臣同样有责任改易无道之君。 实际上，在室町时代的日本，赞同《孟子》中论的，绝非清原宣贤一人。早在元德二年（1330）二月，花园上皇（1297-1348）便在写给皇太子，也即是日后的光严天皇（1313-1364）的《诫太子书》中，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无外国鼎革之忧的看法，斥责为愚人之见，并引用《孟子》梁惠王下中，“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一文，告诫太子德薄之人难以保持君位的道理。 就在花园上皇以《孟子》中的论告诫太子之后不久，刚刚从东亚游学归来的五山禅僧中岩圆月（1300-1375），于元弘三年（1333）十月向后醍醐天皇（1288-1339）献上《上建武天子表》。在这份表文中，中岩虽未引用《孟子》论的内容，但却引用了《周易》革卦・彖传中“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一文，来赞扬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壮举。 甚至连北畠亲房所撰写的《神皇正统记》中，也能够看到《孟子》论的影响。比如在论及摄政藤原基经（836-891）废阳成天皇（869-949）而改立光孝天皇（830-887）之事时，亲房便将阳成天皇被废的原因，归咎为天皇本人性格顽劣，无人主之器。随后便以霍光废无德的昌邑王而改立汉宣帝之事为例，称赞藤原基经废掉阳成天皇，乃为天下而行的大义之举。虽然亲房在这里并未引用的《孟子》的内容，但我妻建治却指出亲房极有可能是受《孟子》中贵戚之卿改易无德之君一文的影响，在赞扬藤原基经所行废立之事时，才有意识的强调藤原基经外戚之臣的身份。 不过，尽管北畠亲房认同改易无道之君的合理性，并将之视为天下大义，但作为投身于后醍醐天皇的公家一统事业，并辅佐了后醍醐、后村上两朝天皇的公家领袖，作为中世神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北畠亲房比以儒学为家业的清原一族，更清楚《孟子》论与神国思想的思想冲突。为调和二者的矛盾，亲房所采取的办法，便是将继承皇位的资格，限定于天孙一族内部。在所著《神皇正统记》的序言中，亲房强调唯有日本，是自开天辟地以来，皆由日嗣，也就是天孙一族统治的国度。即便有时会出现旁支入继大统之事，但也会很快回归正道。而之所以天孙一族能够一直统治列岛，则是基于与神明的誓约，即前文所提到的天壤无穷之神敕。 但是在《神皇正统记》琼琼杵尊一节中，亲房也强调无论是应神天皇的时代接受儒家经典，还是圣德太子之时弘扬佛教，其实皆是权化的神圣，是基于天照大神的意志，发展日本之道的举措。借此，亲房在为日本君臣尊奉神敕赋予合理性的同时，巧妙的将日本接受儒家经典，也视为天照大神意志的体现，从而为接下来论证《孟子》论相关内容，铺平了道路。从而得以在《神皇正统记》光孝天皇一节中，以传统的神意论为基础，结合《孟子》论，对日本皇位继承之“理”进行深入讨论。 在亲房看来，尽管日本作为神国，是基于天照大神的意志在运作，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有因为天皇犯下过错，而导致治世短暂之时，更有一时正统的皇统断绝的情况。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皇自身的原因而招致的报应，并非失去神明加护所致。因为正本清源，舍弃才是符合祖神意志的举措。 不难看出，尽管亲房认为根据神敕，皇位只能在天孙的子孙中传承，但天照大神的本意，是正本清源，破邪显正，天孙的子孙们只是天照大神意志的代行者。所以当天皇们违背天照大神的意志，成为如武烈天皇、阳成天皇那样的失德之君时，便会遭到报应。群臣即便是废掉这样的失德之君，只要从天孙的子孙中另外选立新君，便也可视为大义之举。而且选立新君的基准，相较与血缘的亲疏，亲房更重视是否贤明有德，以至于即便是继体天皇这样已经隔了五代的旁系皇族，也因为具有德性而被亲房视为正统的继承人。由此，亲房巧妙的将《孟子》论的相关内容，编入其所建构的神国思想之中。无怪乎我妻建治将亲房关于皇位继承与废立天皇的论断，视为日本思想史上前所未见的思想。 结语 尽管儒家经典很早便传入日本列岛，但是包括有德者为君论、治世安民论、易姓论在内的大部分儒家思想，其实在最开始并未被日本人真正接受。比如在前文所提及的日本官方史书《日本书纪》，在建构天皇君临日本列岛的合法性之时，便并未采纳用儒家的有德者为君论，而是基于日本本土的神祗信仰，建构出了包括天孙降临在内的一系列建国神话。但伴随平安末期的一连串，尤其是天皇在承久之乱中的败北，使以神意为核心的传统神意观念也遭受巨大冲击。一方面，作为臣子的镰仓幕府流放天皇的行为，使天皇的神圣性遭受巨大破坏，这自然也会动摇支撑天皇神圣性的神意观念。另一方面，新兴的镰仓幕府选择以儒家德治主义为基础，试图构筑与传统神意关系有着巨大差异的新理念。为了应对这种剧变，公家社会的精英们选择大量引入儒家德治主义观念，来修补已经遭受极大迫使的传统神意观念。而对于《孟子》论的受容，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 作者：陈路，保山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