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的“反求诸己”之思，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关键词：孟子；单章研究；反求诸己；群己之辨；力命之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22ZD036）、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课题“《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20GZGX03）。 越是有人生历练，人们越是能够真实地体认孟子思想。以《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以下简称《孟子》7·4①）为例，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卷4《周易下经下·蹇》指出：“山之峻阻，上复有水，坎水为险陷之象。上下险阻，故为蹇也。君子观蹇难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故遇艰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心则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时而已。”②王阳明的《与黄宗贤五（癸酉）》指出：“孟子云：‘爱人不亲，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自非履涉亲切，应未识斯言味永而意恳也。”③曾国藩的《家书之一·咸丰八年（1858）·谕纪泽（八月初三日）》指出：“《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④正因历经“爱人不亲”的人伦险阻，所以能够“反其仁”；正因备尝“治人不治”的为政艰难，所以能够“反其智”。唯有艰难险阻，方能更好地反求诸己、自修其德。我们是否能像古人那样，蓦然回首，重读《孟子》7·4，不再是“不甚亲切”，反而是“味永意恳”呢？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且将《孟子》7·4分作三节：“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为第一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为第二节；“《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为第三节。本文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为主旨，试图对《孟子》7·4展开全面深入的单章研究。 在当下困境中反己修德 古人读《孟子》7·4第一节，往往想起以下两段话： 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⑤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荀子·法行篇第三十》）⑥ 《孟子》7·4第一节与《春秋穀梁传》《荀子》有何关联呢？孟学史形成了“古语”“异本”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正如翟灏的《四书考异》下编《条考二十九·孟子·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节”条指出：“《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论宋襄公自取事，曰：‘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冯景《解舂集》曰：‘此必古语。孟子、穀梁氏皆引之，当有一倒。’⑦《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失诸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按：《荀子》文较《穀梁》似稍不合，而其下乃并‘反求诸己’言之，愈见孟子此言必有所授。”⑧第二种说法，正如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卷2《孟子异本考·离娄章句上》指出：“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穀梁传》上有‘故曰’，不言出《孟》。）”⑨所谓古语，是说《春秋穀梁传》《孟子》《荀子》此语引自远古之文；所谓异本，是说《春秋穀梁传》此语引自《孟子》之文。前一种说法取消了《孟子》7·4第一节的原创性，后一种说法肯定了《孟子》7·4第一节的原创性。尽管笔者认为“异本”之说在义理上胜过“古语”之说，但孰是孰非，依然有待人们进一步讨论。 从《孟子》单章研究的分析层面看，直面群己之辨的当下困境，勇于反己以修德，这是《孟子》7·4第一节的思想主题。譬如，《孟子正义》卷14《离娄上·四章》录赵岐注云：“反其仁，己仁犹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犹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犹未恭邪。”［1］530张九成的《孟子传》卷14《离娄章句上》指出：“爱人不亲，岂非所以为爱者未中其几乎？治人不治，岂非所以为治者未中其几乎？礼人不答，岂非所以为礼者未中其几乎？使吾果仁、果智、果敬，则仁举于此，亲应于彼；知举于此，治应于彼；敬举于此，礼应于彼。今而不亲、不治、不答，必吾于发处有偏颇、私曲之病，故应于彼者有如是之舛迕也。倘吾发处正中其几，则其应也有破的之妙矣。”⑩朱熹的《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我爱人而人不亲我，则反求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⑪张栻的《孟子说》卷4《离娄上》指出：“爱人而人不亲，是吾仁有所未至也；治人而人不治，是吾知有所未明也；礼人而人不答，是吾敬有所未笃也。”又说：“反其仁者，非姑息以求比也，敦吾爱而已；反其智者，非凿智以务术也，明其理而已；反其敬者，非卑巽以苟合也，尽诸己而已。盖仁则人自亲，爱则同也；智则人斯治，理无蔽也；敬则人斯答，志交孚也。”12郝敬的《孟子说解》卷7《离娄章句上·四》指出：“仁、智、礼三者，君子所以修身也。仁以爱人，智以治人，礼以敬人。如此，则蒙其仁者必亲，服其智者必治，感其敬者必答。”13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7《离娄上·第四章》指出：“常反其仁，则其仁愈厚；常反其智，则其智愈深；常反其敬，则其敬愈密。”［2］203 细究以上解释，《孟子》7·4第一节的群己之辨包含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结构。从正题看，仁以爱人，智以治人，礼以敬人；蒙其仁者必亲，服其智者必治，感其敬者必答。从反题看，爱人而人不亲，是吾仁有所未至；治人而人不治，是吾知有所未明；礼人而人不答，是吾敬有所未笃。从合题看，反其仁，不是姑息以求比，而是敦吾爱、仁愈厚；反其智，不是凿智以务术，而是明其理、智愈深；反其敬，不是卑巽以苟合，而是尽诸己、敬愈密。正题预设道德理想，反题刻画当下困境，合题提出解决路径。《孟子》7·4第一节之所以三言“反”字，目的在于告诫人们直面群己之辨的当下困境，反己以修德，从而皈依道德理想。姜兆翀的《孟子篇叙》卷4《离娄全篇·爱人章》指出：“此章从‘仁’字来，要为行仁未效者示以反己正身之道焉。”14皈依道德理想，就是皈依仁、智、敬；一言以蔽之，就是皈依仁。 从群己之辨到力命之辨 从《孟子》单章研究的分析层面看，把控群己之辨的所有困局，勇于反己以治平，这是《孟子》7·4第二节的思想主题。譬如，张九成的《孟子传》卷14《离娄章句上》指出：“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其说渊微，不可以浅心窥测也。且干羽舞而有苗格，《箫韶》奏而凤皇来，恭默思而傅说梦，金縢启而天反风，则以反求诸己得其正处，故彼来应疾于置邮。此理深矣，安可以浅易观之哉！夫爱人不亲、治人不治、礼人不答，常人方堕于怨怒中，而孟子乃转为自反之说，溯流而上，以观其发处正与不正，其造化运用乃如此之巧。学乎！学乎！不到孟子，安知圣贤转移变化之功与乾坤天地相为表里乎？”15朱熹的《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不得，谓不得其所欲，如不亲、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诸己，谓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则其自治益详，而身无不正矣。天下归之，极言其效也。”16张栻的《孟子说》卷4《离娄上》指出：“行有不得，不责诸人，而反求诸己，岂不至要乎？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天地之间，惟感与应而已。在己者无不正，则在彼者无不顺矣。”17辅广的《孟子答问·离娄章句上》指出：“自治详，则身无不正；身无不正，则天下无不归。虽极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18郝敬的《孟子说解》卷7《离娄章句上·四》指出：“行有不得，谓家国天下有不亲、不治、不答者，皆反求其仁、智、礼也。君子常见己之非，不见人之不是，则身无不修，而人自无不服矣。”19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上孟四·离娄·孟子曰爱人不亲章·行有节》指出：“‘行有不得’，不必推广，只看一‘有’字。如不亲、不治、不答，有一于此，便当反求。能如此，则无时无处而不自反矣，故下个‘皆’字。‘身正’，即在‘反求’上看出。‘天下归’，即在‘身正’上看出。此不重极言其效，只见一身而可以管摄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耳。”20章世纯的《四书留书》卷6《孟子下·“行有不得”二句》指出：“反身者，代人责己也。人之自咎者，人常宽之；虽有不及，人恕其情矣。”21 《孟子》7·4第二节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所谓“行有不得者”，不是说群己之辨的当下困境，亦即不亲、不治、不答；而是说群己之辨的所有困局，譬如不亲、不治、不答。所谓“皆反求诸己”，是说“有一于此，便当反求”，凡事皆需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反省自己以寻求原因。所谓“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既是说“身正”在“反求”上看出，“天下归”在“身正”上看出；又是说自治详则身无不正，身无不正则天下无不归。总而言之，圣贤转移变化之功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 同样是群己之辨，为什么说《孟子》7·4第一节意在直面当下困境，而第二节意在把控所有困局？这是笔者基于“皆反求诸己”的“皆”字做出的诠释。深究起来，当下困境与所有困局的不同，何尝不是部分与全体的差异。从孟学史看，饶鲁最先认为《孟子》7·4第一、二节含有部分与全体之异。其《饶双峰讲义》卷13《孟子三·爱人不亲章》指出：“上面三句包括未尽，所以下面又说皆当反诸己，添个‘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诸身，则我之身无不正，天下亦归之矣。‘皆’字说得阔，不特说上面三者而已。”22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譬如，胡炳文的《孟子通七·朱子集注·离娄章句上》指出：“饶氏发出一‘皆’字，即《集注》‘自治益详’之‘详’字。”［3］胡广等人纂修的《孟子集注大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详’字贴‘皆’字，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23其中，讨论最清晰的是蔡清的《四书蒙引》卷12《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章》： 爱人、礼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说得尽了。爱人，其所亲者也。礼人，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以统莅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类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则尽矣；若以事物言，则未尽也。故下文又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而朱注曰：“如此，则自治益详。”而《小注》又曰：“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又下条，《大注》曰：“不得，谓不得其所欲，如不亲、不治、不答是也。”“如”之一字，可见不止是上文三自反。至于下句云：“反求诸己，谓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则承上文“如不亲、不治、不答”说去。非是上句下“如”字，下句又就指此三者。凡一事一物处之，有不得所愿处，皆宜自反，岂但处人而已哉？24 饶鲁提出的部分与全体之异，凸显“皆”字的分量，富有思辨色彩，值得详加分析。从《孟子》7·4第一节看，孟子所谓“三”，既指三德，亦即仁、智、敬；又指三行，亦即不亲、不治、不答。从《孟子》7·4第二节看，孟子以“皆”字说“行有不得者”，只是说行不只有三，不是说德不只有三。正因如此，朱熹以“如”说“不亲、不治、不答”，以“详”说“自治”，这都是恰如其分的。后儒所谓“包括未尽”“‘皆’字说得阔”，是说“不亲、不治、不答”之行只是部分而非全体25，不是说“仁、智、敬”之德也是部分而非全体。归结起来，就“行”而言，第一、二节有着部分与全体之异；就“德”而言，第一、二节并无部分与全体之异。 黄宗羲曾经批评饶鲁的说法。其《孟子师说》卷4《“爱人不亲反其仁”章》指出：“饶双峰曰：‘上面三句包括未尽，所以下面又说皆当反诸己。“皆”字说得阔，不特说上面三者而已。’愚以为‘行有不得者’句，盖合三者而言之。舍仁、智、敬之外，更有何事而谓‘包括未尽’哉？”26《孟子》7·4第一、二节的部分与全体之异只是说“行”，黄宗羲拿“德”做出的批评显然误读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行”“皆”二字。从《孟子》7·4单章研究的分析层面看，饶鲁义胜黄宗羲，自不待言。 《孟子》7·4第三节只是引《诗》，孟学史有着两类解读。先看第一类解读。《孟子正义》卷14《离娄上·四章》录赵岐注云：“此诗已见上篇，其义同。”［1］530朱熹的《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解见前篇。”27再看第二类解读。张九成的《孟子传》卷14《离娄章句上》指出：“且引‘自求多福’之诗为说。呜呼！观《诗》者能如此为用，乃可以用《六经》矣，岂传注笺解所能跂及哉！语至于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下乐事，其有过于此乎？君子其勉之。”28辅广的《孟子答问·离娄章句上》指出：“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治国者能玩此，则知所本矣。”29饶鲁的《饶双峰讲义》卷13《孟子三·爱人不亲章》指出：“‘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无间断之意。”30蔡清的《四书蒙引》卷12《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章》“《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条指出：“此‘命’字，以理言。饶氏曰：‘“永言配命”是常思量要合理，“永”是无间断之意。’辅氏曰：‘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太纽捏。盖能自反而天下归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诗》以咏赞之耳。”31郝敬的《孟子说解》卷7《离娄章句上·四》指出：“人能长言合天理，则百福由己求，此修身自然之效也。”32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上孟四·离娄·孟子曰爱人不亲章》指出：“引《诗》以‘自’字映‘己’字，然点出‘配命’来，正见天命人心之总会，皆属己身担负。此反求之功，不容缓耳。”33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语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34，被《孟子》3·4、7·4两次称引。举凡同样的语句在《孟子》中两次或者多次出现，赵岐、朱熹作注的体例是前详后略、前实后虚。换句话说，赵岐、朱熹注《孟子》3·4，既详且实；赵岐、朱熹注《孟子》7·4，既略且虚。所以，第一类解读只说“此诗已见上篇，其义同”“解见前篇”，类似承前省，乃是正义体使然。但是，同一诗篇，置于不同语境，含义自有差异。所以，第二类解读身临其境，各有阐释，间有商榷，诗义再度焕发，乃是说解体使然。说解体所谓“多福本乎自求”“正见天命人心之总会”“观《诗》者能如此为用，乃可以用《六经》”，给予我们两方面的启发：一方面，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前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另一方面，群己之辨促成德福一致，力命之辨庇护德福一致；唯有畏天知命、知天立命、乐天安命，亦即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换句话说，第二类解读不仅可以弥补正义体的不足，而且更能完善《孟子》7·4全章的义理，实质是敞开并呈现了孟子引《诗》的深意。 以“反求诸己”为切要 从《孟子》7·4单章研究的综论层面看，有学者认为此章传孔子、曾子之说。其代表性的观点，正如张九成的《孟子传》卷14《离娄章句上》指出：“呜呼！孟子之于圣学可谓有功矣。于孔子自省、自讼、自厚之说，曾子三省、忠恕之说，又发其大用于事为之间，使圣道晓然如在目前，则此章是也。”35又说：“夫夫子止言‘见不贤而内自省’‘见其过而内自讼’‘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曾子止言‘吾日三省吾身’‘夫子之道忠恕’，未论爱人不亲、治人不治、礼人不答之几。今孟子乃于圣贤微处推而大之，发为自反之论，然后自省、自讼、自厚、三省、忠恕之说愈觉光大。余以是喟然叹曰：孟子之于圣学可谓有功矣。”36另外，康有为的《孟子微》卷3《礼智第五》指出：“此明爱人、治人、礼人，一切当反身求己，孔子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37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7《离娄上·第四章》指出：“此孟子传曾子之学也。反躬自省之道，以曾子为最密。”［2］203 孔子究竟如何说的？《论语》4·17指出：“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5·27指出：“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15·15指出：“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曾子究竟如何说的？《论语》1·4指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4·15指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从《论语》全书看，孔子提倡自省、自讼、自厚，曾子提倡三省、忠恕；从《孟子》7·4看，孟子四次说到“反”字，意即反省自己寻求原因。所谓孟子传孔子、曾子之说，不只是“照着讲”，而且是“接着讲”，亦即以“反求诸己”为功夫，有功于孔门内圣之学。 从《孟子》7·4单章研究的综论层面看，还有学者认为此章承《孟子》7·3而言。其代表性的观点，正如朱熹的《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指出：“亦承上章而言。”38后来，辅广的《孟子答问·离娄章句上》指出：“此亦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之也。”39 《孟子集注大全》卷7《离娄章句上》录陈栎注云：“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与礼，仁包智、礼也。”40蔡清的《四书蒙引》卷12《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章》“《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条指出：“朱子曰：‘亦承上章而言。’是主为人上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归之。’”41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7《离娄上·第四章》指出：“此承上章而言。能自求福，则能保四海而永配天命也。仁者，福之基也。求福者，求仁也。”［2］204 所谓《孟子》7·4“承上章而言”，是说它继承了《孟子》7·3“得天下也以仁”的王道学，并且有所发挥。“承”是说对于上章有继承，“而言”是说此章同样有发挥。饶鲁的《饶双峰讲义》卷13《孟子三·爱人不亲章》指出：“此章补前章意。前章说大纲，此章说得密。”42“补”字是对“承”与“而言”的整合。如果说《孟子》7·3揭明了王道学的大纲，那么，《孟子》7·4则阐明了王道学的本领，亦即以“天下归之”为功效，本领就是“反其仁”而“身正”。 以“反求诸己”为功夫，以“天下归之”为功效，何者更为切要？一方面，从群己之辨看，没有“反求诸己”的功夫，哪有“天下归之”的功效？唯有“反求诸己”，方能“天下归之”。另一方面，从力命之辨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反求诸己”而且“天下归之”，尽其力、有其命就能心想事成，尽其力、无其命就会事与愿违。正因功效可遇而不可求，功夫取决于自身努力，我们认为《孟子》7·4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张栻的《孟子说》卷4《离娄上》指出：“为国者，以反求诸己为至要。”43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7《离娄上·第四章》指出：“反求诸己者，本身作则之要，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也，修身之彻始而彻终者也。”［2］203其《孟子大义》卷8《离娄下·离娄篇大义》指出：“反求诸己，本身作则而已矣，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2］290反求诸己，反省自己以寻求原因，严以律己而宽以待人，既是修身之要，又是治世之要。以“反求诸己”为切要，究其实，就是以内圣统摄外王、以道德引领。 孟子的“反求诸己”思想，不仅夯实并彰显了传统儒家问心无愧的修身之道，而且培育并铸就了中华民族之美的处世之道，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有学者精辟地指出： “反求诸己”是儒家一个十分重要的修养原则。孟子对此有很多论述，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3·4），“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3·7），“君子必自反也”（8·28），“反身而诚”（13·4），等等。本章则提出：一切行为没有达到其结果，都要反求诸己。44 孟子通过“反求诸己”的修身之道，追求其“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孟子的“反求诸己”凸显人的主体性，凡事先思己过，张扬了君子的道德情怀。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中，塑造了中华民族“静时常思己过，闲事莫论人非”的美好品质，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4］ 综上所述，《孟子》7·4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畏天知命、知天立命、乐天安命的力命之辨，个人与家庭、国家、天下的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所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侧重“反求诸己”的功夫；所谓“承上章而言”，侧重“天下归之”的功效；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全章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3·7、7·4各自一言“反求诸己”，前章主要说射箭，后章全面说人事。姜兆翀的《孟子篇叙》卷4《离娄全篇·恒言章》认为《孟子》7·4、7·5：“此二章为全篇大纲领。”45当今社会，我们在“行有不得”的无奈当中不懈地“反求诸己”，何尝不能像古人那样，倍感《孟子》7·4及其相关篇章的亲切有味、隽永深长！ 注释 ①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下同。 ②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6—897页。按，本文所引文献多在个别标点符号上略有校改，特此说明，下不赘述。 ③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0册《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64页。 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00页。 ⑥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6页。 ⑦经复核，现存《解舂集》无此引语。冯景：《解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⑧翟灏：《四书考异》，《续修四库全书》第1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按，引文已做并行处理。 ⑨周广业：《孟子四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⑩15 28 35 36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第3册《孟子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81页，第881—882页，第882页，第880页，第881页。 ⑪ 16 27 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3页。 12 17 43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上册，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13 19 32郝敬撰，刘建民点校：《孟子说解》，崇文书局2022年版，第222页。 14 45姜兆翀：《孟子篇叙》，《续修四库全书全书》，第1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18 29 39辅广撰，田智忠辑校：《辅广集辑释》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1页。 20 33冯梦龙原著，李际宁、李晓明校点：《冯梦龙全集》第21卷《四书指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 21章世纯：《四书留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7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3页。 22 30 42王朝璩辑：《饶双峰讲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页。 23 40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0页。 24 31 41蔡清：《四书蒙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6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4页，第555页，第555页。按，《大注》《小注》分别指《孟子集注》《孟子集注大全》。 25“不亲、不治、不答”之外，还有什么行为可以列入“包括未尽”之中呢？孟学史似无说明。《孟子》7·12指出：“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据此，我们可以给《孟子》7·4设言：“信人不信，反其信。”换句话说，“不信”可与“不亲、不治、不答”并列，算作“包括未尽”的一种行为。 26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5页。 37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页。 44梁涛：《孟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参考文献 ［1］焦循.孟子正义：上册［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徐炜君.唐文治四书大义：孟子大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胡炳文.孟子通［M］.宋健，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18. ［4］刘瑾辉.孟子智慧［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72. 作者简介：杨海文，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275），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