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近年来，笔者长期从事地方宗教史研究，对中国传统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有着特别关注。对于昆山佛教的起源，始于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的千灯湓浦（现称汶浦），当时渔民在海上发现迦叶、维卫二尊石刻佛像，于是迎请回村，建寺供奉，名曰：圣像教寺。自此以后，佛教开始在昆山境内广泛弘传。对昆山道教而言，学界似乎没有予以太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亦不是很多。有鉴于此，笔者想对昆山道教的起源做一探究，以期展现早期昆山道教的基本情况。 二、观点综述 目前，关于道教传入昆山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以杨瑞庆为代表北宋时期，一是以郑涌泉、顾学周为代表的唐代时期，这里仅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简要叙述。 市文化馆研究馆员杨瑞庆在《昆山的节会教事》一文中指出：“昆山的道教起始于北宋年间，一千多年来生生不息。” 这个定论的主要依据是源于第一部地方志中关于道教宫观的记载。众所周知，宋淳祐十年（公元1251年）的《玉峰志》是昆山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从方志中看，当时昆山境内已经存在六所道观，分别为清真观、灵应普照观、月华道院、广福道院、真圣道院、灵祐道院，又据《康熙昆山县志稿》记载：“月华道院，在卜山下，宋熙宁五年道人陈正真创建。” 在六所道观中，月华道院是最早建造的，也是当时北宋昆山城内的唯一道观，而清真观则是昆山道教发展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道教宫观。正因如此，杨瑞庆研究员认为，昆山道教始于北宋年间。那这种说法是否妥当？我们知道，《玉峰志》是昆山第一部地方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昆山历史是从北宋开始，既然不能说明昆山历史始于北宋，那当然更不能说明昆山道教起始于北宋年间。因此这种观点值得推敲。 与杨瑞庆一样，文史专家郑涌泉同样是以方志为基本史料，但在论述昆山道教起源时，他试图进行历史追溯。“道教在大约是在唐代传入昆山的，最早的道观建于北宋熙宁五年，名‘月华道院’，在卜山之下。之后，道教在昆山发展较快，至南宋淳祐十一年，昆山的道观已经多达九处。” 在这里，郑涌泉虽然是从北宋时期的月华道院开始进行详细论述，但他已经把唐代作为昆山道教的起始年代，其好友文史专家顾学周对“昆山道教起始于唐代”的观点作了补充说明，主要是根据当时昆山境内所出现的道教活动，代表人物为史德义、陶岘。 李唐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假借与老子同姓李的巧合，自称“神仙之苗裔”，神化皇权。高祖李渊在建立政权时，楼观道士歧晖给予了很大帮助，不仅予以物质上的支持，而且还为李氏夺取政权制造符谶；玄武门之变时，道士们普遍支持李世民，之后，太宗更加重视道教并特别优待道士；高宗时期，李治继续奉行崇道政策，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尊《老子》为上经，兴建道观，优宠道士。在崇道浪潮中，许多玄门高道受到了皇帝的礼遇，昆山道士史德义便是其中之一。据《旧唐书》记载：“史德义，苏州昆山人也。咸亨初，隐居武丘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号为逸人。高宗闻其名，征赴洛阳，寻称疾东归。”天授初年（公元690年），江南道宣劳使周兴表向武则天举荐史德义，诏曰：“苏州隐士史德义，志尚虚玄，业履贞确，谦冲彰于里騕，孝友表于闺庭。……风操可嘉，启沃攸伫，特宜优奖，委以谏曹，可朝散大夫。”可见，唐初时昆山境内就已经出现了高道隐士的活动，并且还被两代帝王所礼遇。随着道教被奉为李唐皇室的皇族宗教，到了玄宗时期，这股崇道风气更加兴盛，道教几乎成为国教，在这种环境下，昆山又出现了一位道教人物。陶岘，晋代陶渊明后裔，开元二年定居千灯陶家桥。“富有田业，择家人悉付之，遍游江湖，往往数岁不归。学娴经济，而疏脱不谋宦达。通八音，撰《乐章》八章。自制三舟，备极坚巧，日与孟云卿辈探幽访胜，逢佳山水，必穷其境。名闻朝廷，吴越之士号为水仙，自号麋鹿野人。” 综上所述，这些高道隐士都是在唐代崇道热潮中昆山境内具有代表性的道教人物，可见郑涌泉和顾学周 “昆山道教起始于唐代”的观点具有较高可信度。值得说明的是，学界对中国道教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为基本标志，而对于道教传入地方的说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或以宫观为起始，或以活动为标志。郑顾二人的观点实则是以道教人物的活动为昆山道教的起源，这观点打破了原来以宫观为基本标志的传统境域，为昆山道教的历史溯源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三、重溯历史 数月以来，笔者对昆山历代地方志进行深入研读，发现一份极具价值的史料。史载：宋蒯恩，兰陵人，从武帝征孙恩，胆力过人，甚见爱信。战于娄，箭中左目。 这段史料大致讲诉蒯恩在娄县力战孙恩被伤左目之事，粗略一看确与道教无关，但研究道教史的学者便能一眼发现，这里的孙恩实际就是指东晋起义军的首领，而这段史料正是介绍了蒯恩平定东晋时期“孙恩卢循起义”。如前文所述，道教传入地方的说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那这次事件可否作为道教传入昆山的标志呢？为此，笔者与学界好友进行了交流讨论，他们认为“孙恩卢循起义”作为道教传入昆山的标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观点。故以下仅对笔者观点进行论述。 其一，从地理位置上看，昆山位于上海和苏州之间，与两地各相距五十多公里，基本处于上海与苏州的中心位置，因此苏沪两地的经济文化对昆山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认为，苏州道教起源大致始于三国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间，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清水道和江东本土的杜子恭道团等。 其中，杜子恭道团最初流传于上层士族之中，到杜子恭孙泰时，便在下层群众中广收徒众，并发动了反对晋王朝统治者的起义，而时期的起义军领袖正是孙恩。可见，孙恩与苏州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道教又是何时传入上海的呢？从现今的行政区划来看，三国时著名道士葛玄曾在上海松江地区活动，晋代时葛洪也曾进入过该地区，而上海第一座道观出现在南朝梁天监元年。需要指出的是，魏晋时期的上海尚未独立建城，仍分属娄、嘉兴、海盐三县，因此当时的松江地区是否属于娄县，还有待查考，但值得肯定的是，三国时期上海就已经出现了道教活动。 综上可知，苏沪两地的道教基本始于三国时期，由此推测三国时道教极有可能已经传入昆山，但就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还不能确定，昆山在三国时已有道教尚属推论，有待考证。 其二，如前文所述，笔者所发现的史料实则是介绍了蒯恩在娄县力战孙恩之事，这次起义正是借助杜子恭道团的信徒而发起的。早期道派“五斗米道”自西晋统一后传播到江南，东晋时期演变为“天师道”，其中在吴地最具影响的天师道组织就是杜子恭道团。“杜炅，字子恭。及壮识信精勤，宗事正一。少参天师治箓，以之化导，接济周普……遂立治静，广宣救护，莫不立验也。” 杜子恭道团是由吴郡钱塘杜氏家族首创，该道团凭借章书符水之方术，使其“远近道俗，归化如云，十年之内，操米户数万”，但却没有形成反对晋王朝的势力，仅作为道教组织，然而到其孙泰时，便开始广收下层徒众，发起了反对晋王朝统治者的起义。《晋书》云：子恭死，泰传其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 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孙泰起义后被会稽内史谢輶揭发，最终遭司马道子的诛杀，而此时孙恩也逃到海岛，称其叔父是“蝉蜕登仙”，于是聚集亡命之徒百余人，开始谋划复仇。 据史料记载：“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瑰、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之后，孙恩据守会稽，自号征东将军，以钱塘江与东晋分庭抗礼，不久刘牢之渡江，孙恩“复得逃海”。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恩复入余姚，破上虞，进至刑浦”，后转攻临海谢琰战死，朝廷派桓不才、孙无终和高雅之领兵，十一月，孙恩在余姚大败高雅之，及后又被刘牢之败之，“复还于海”。次年二月，他率众第三次登陆，又攻浃口，进攻句章，久攻不下又受刘牢之进击，于是撤回海岛。三月，孙恩第四度登陆，转攻海盐又遭刘裕击退，而后“累战，恩复大败，由是渐衰弱，复沿海还南”。元兴元年（402年）三月，桓玄消灭司马道子之势力，执掌朝政，孙恩乘时再度来袭，被临海郡太守辛昺击败，加之上次大败刘裕，死伤殆尽，于是“赴海自沉，谓之水仙”。 孙恩死后，数千人又推举其妹夫卢循为主，卢氏率众转战广州。义熙六年（公元411年）卢循与妹夫徐道覆再次发兵北上，被刘裕击败，次年徐道覆战死，卢循逃往交州，被广州刺史杜慧度“谲而败之”，而后卢循“势穷，知不免”，乃现将妻子、妓妾等毒死，然后投水自尽。卢循之死，标志着历史十三年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杜子恭道团亦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次起义中，孙恩曾多次往返于和海岛之间，第四次进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深刻地影响着道教在昆山的传播，就目前资料来看，魏晋是道教传入苏沪地区的初期阶段，而对昆山道教有重大影响事件就是蒯恩在娄县力战孙恩之事。 史载：三月，孙恩北趣海盐，刘裕随而拒之，筑城于海盐故治。恩日来攻城，裕屡击破之，斩其将姚盛。城中兵少不敌，裕夜偃旗匿众，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争入城。裕奋击，大破之。 孙恩的第四次登陆候开始转攻海盐，白天攻城时义军将领姚盛被斩，夜间再次进攻又被刘裕设计击败，无奈之下只能“进向沪渎”，义军来到沪渎一带，与吴郡太守袁山崧发生激战，五月时沪渎城被攻破，袁山崧被杀害。据方志记载：沪渎城，在沪渎，晋吴郡太守袁山崧筑造此城，以备孙恩。 可见当时沪渎一带已经建造了沪渎城来防范孙恩，但最终还是城破人亡。这里似乎只能说明孙恩在沪渎一带发生过战事，却不能说明孙恩的天师道义军与娄县的关系。那么，道教与昆山之间又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据史料记载：宋蒯恩，兰陵人，从武帝征孙恩，胆力过人，甚见爱信。战于娄，箭中左目。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娄县，从建制沿革来看，秦朝时昆山一带开始设为娄县，属会稽郡，到三国两晋时仍为娄县，属吴郡，南北朝时出现“昆山”一词，而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值得说明的是，古时的娄县所管辖的范围比现在的广，还包括如今的太仓、上海等地，在某种程度上说娄县就是当时的昆山。二是蒯恩。蒯恩，字道恩，兰陵承县人，东晋末年将领，参与孙恩卢循之乱、刘裕北伐等多场重要战事。起初，蒯恩在军营中担任下级兵丁，随刘裕军队行军，负责马匹饲草。“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柰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器仗，恩大喜。” 在孙恩卢循起义时，蒯恩跟随刘裕出征杀敌，据《宋书》云：“自征妖贼，常为先登，多斩首级……于娄县战，箭中左目。” 需要指出的是，蒯恩在娄县之战时，受伤的位置在《宋书》中说是“箭中左目”，而《南史》中则说“于娄县战，箭中右目” ，但可以肯定的是，蒯恩受伤确与孙恩在娄县所发生战事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为：孙恩的天师道义军确实到过昆山，而且还与刘裕的将领蒯恩发生过激战。 其三，据昆山方志中记载：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千灯湓浦（现称汶浦）的渔民在海上发现迦叶、维卫二尊石刻佛像，于是迎请回村，建圣像教寺。与亚伯拉罕的独一信仰不同，佛教和道教属于多神信仰，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融合，形成了较为相似的信仰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再次得出，道教在魏晋时期开始传入昆山。 一般来说，学界对道教的传入地方的时间没有统一而确切的标准，或以人物、或以宗派、或以组织，而“孙恩卢循起义”作为道教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对江南道教的传播和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次事件也为道教传入昆山提供了一个较为确切的时间，为昆山宗教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 （感谢作者供稿，原文曾发表于《昆山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