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以来，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各种思想蜂拥而起。到战国末年，有完整的主张、明确的施政纲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能够为大一统王朝提供坚实理论支撑的学说，大致为三家：儒家、法家和道家。 儒家自孔子以来，即为世之“显学”。然而颇为尴尬的一点是，当时的各诸侯国尽管都尊重儒家，但却并不使用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国家，用《史记•孟子列传》的话讲就是“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而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说白了，就是儒家的各种主张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所以虽然声誉极高，却始终无法在当时的环境下推行其治国理念。 以李悝变法为起点，法家在历史舞台上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吼声，从此一跃而成为推动封建王朝到中央集权制王朝历史性转变的主导力量。经过李悝变法的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第一位霸主，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变法图强”成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识。身处边鄙的秦国，因实行了最为彻底的变法，最终得以兼并天下，法家也因此成为统一后中国的官方学说。先秦法家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支：法家和齐法家。顾名思义，秦国推行的商鞅变法就是法家这一派的杰作。他们推动了秦王朝的兴盛与强大，同时也埋下了其消亡与覆灭的种子。 先秦道家流派众多，既有南北道家之不同，又有老子、老庄、杨朱等学派之分别，更兼齐道家、楚道家、晋道家等各具地域特色，可谓眼花缭乱。然而最后成为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第一显学的，却是依托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家”这一脉。齐国的开创者姜太公，本身就是一位道家人物，受封于齐国之后，便在齐国大力推行道家的治国理念，“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齐国的法家有了不同于法家的特点，而“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这一脉，便成为了东方大国——齐国，官方的治国学说。经由稷下学宫的辉煌，黄老之道流布四方，其风头不仅胜过当时道家的老庄学派，更是雄踞诸子百家之首。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按照丞相李斯的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对除法家之外的各家学说采取禁绝态度。然而“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法家种种强硬激烈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激起了矛盾的升级。从秦二世元年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开始，秦并六国天下一统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中华大地再一次烽火连天、生灵涂炭。西汉初年，历经七年战乱之余，生民十室九空，国家满目疮痍。当时汉高祖刘邦乘坐的马车，竟然配不齐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更有甚者，将相们找不到合适的马，只能乘坐牛车外出。摆在这个建立在废墟之上的新生王朝——汉朝，统治者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汉朝的统治集团在冷静思索了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之后，迅速达成了共识，采取轻徭薄役、休养生息的策略，以此来安定民生，积蓄国力。在一代贤相萧何去世之后，同为开国功臣的曹参接替他了他的相位。曹参曾担任齐王刘肥的相国并他礼请黄老道家的传人——胶西盖公为师，学习道家治国之术并以此来治理齐国，在他担任齐相国九年的时间里，齐国上下和睦，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户口增殖，人人都称赞他为贤相。 据史料记载，曹参成为汉王朝的第二任相国之后，从各郡以及各诸侯国征调来一些不善言辞而稳重宽厚的长者，作为自己的属官。而那些为人苛刻，喜欢给人罗织罪名而又贪图名声之人，则全部予以罢黜。然后他每天就在相府里日夜喝酒，无所事事。很多朝臣以及辅佐他的吏员，见此情形都非常着急，想要劝谏他。而面对这些想要进言的人，曹参总是大手一挥，不等对方开口就招呼着喝酒，相国的面子谁也不能驳，来人只能硬着头皮喝几杯，后面再找机会说两句，可是曹参看见对方准备讲话，就又招呼大家喝酒，几轮下来，想要进谏的人全都喝的东倒西歪，一句话没说上就醉着回了家。相国如此，手下的官吏们自然也有样学样，大家没事就聚在一起，歌舞连天痛饮一番。官吏们无意犯了过失，或者有小的毛病，曹参也一概视而不见，有时还加以包庇，因此整个丞相府歌舞升平，一派和谐景象。 这时汉朝已经迎来了第二位统治者——汉惠帝刘盈。年纪轻轻的皇帝正张大眼睛等着新任相国的“三把火”，却不想这位相国整天泡在酒缸里，什么事也不做。皇帝有些不解，以为自己是年轻人，被曹参轻视，于是两人之间有了这么一番对话： 曹参：“陛下您觉得您跟先帝相比，谁更圣明呢？”惠帝：“我哪里敢跟先帝比呢！”曹参：“那陛下觉得我跟萧何相比，谁更出色呢？”惠帝：“你恐怕比不上他。”曹参：“陛下您说的没错！先帝跟萧相国安定天下， 制定好了各种制度规章，明确了法律条例。陛下您只需要垂拱而坐，我和其他僚属各自谨守职分，大家遵守法度、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惠帝：“我懂了！”君臣二人这一席看似平常实则玄机重重的对话，就这样被太史公司马迁记录了下来，而后世之人也得以藉此略窥道家的治国理念。笔者认为，这番对话突出反映了两个方面： 其一，世俗之人往往以精明善察为优点而加以褒扬，因此人们也总是喜欢以聪明能干的形象示人。尤其官场中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继任以后总是喜欢对前任的政策作出调整。如果前后两位官员有私人矛盾，或者他们所处的阵营是对立的，那么这种“调整”就成了斗争的最佳着手处，无论前任的政策是否利国利民，都会成为这种矛盾斗争的牺牲品，而最终买单的却是国家和人民，宋朝的新旧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是精明善察的祸患，秦王朝的覆灭更是给汉朝的统治者们以极为深刻的印象。秦人以法治国，其官吏皆善于舞弄文墨而陷人于法网之中，结果却是赵高弑君于上，陈胜起兵于下。没出几年时间就社稷不存，江山易手。秦之亡，亡于用法深刻，这种观点成了汉初举国上下的一大共识。而面对同样的问题，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了一条不同之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以我之“昏昏”包容万物，以我之“闷闷”泯灭是非。“挫其锐，解其纷”，故能上下相安。“和其光，同其尘”，故能内外无事。这正是道家修身治国的绝妙智慧。 其二，秦朝自统一中国以来，北击匈奴，南伐百越，筑长城，修阿房，无一不是需倾举国之力的大工程。这一切都极大的消耗了国家财富，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早在西汉立国之初，休养生息、节约民力成为了雷打不动的国策之一，汉高祖刘邦就曾批评过丞相萧何主持修建的宫殿太过奢华。曹参的这一番议论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实际上也隐含着这一层意思。老子首倡“道法自然”，这也成了后世道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运行有其法度，春夏秋冬的交替有其常制。世间一切的兴衰变化皆有其内在规律，大道未曾有所施为而万物自然得以生长。深得道家思想个中三昧的曹参自然精于此道，故借此劝喻汉惠帝效法自然之道，清静自守垂拱而治，以期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 汉惠帝懂了，他确实懂了，不仅他懂了，在他之后执掌国政的吕后、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都懂了，汉初延续了几代人的黄老道家治国理念，最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帝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而流传下“萧规曹随”美名的曹参，也得到了时人极高的评价：“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